挺身對抗中國可以讓立陶宛、歐盟與台灣關係更緊密
挺身對抗中國可以讓立陶宛、歐盟與台灣關係更緊密
2016年11月，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16+1)領導人會議於拉脫維亞里加舉行。與會領導人重申支持「三海港區合作倡議」。李克強於2015年11月提出的三海港區合作倡議的重點是構建包括亞得里亞海、波羅的海及黑海沿岸港區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樞紐與工業園區。儘管當時參加高峰會的十六個國家對此機制的真實意圖，各有不同的理解，並也各有不同的期望，但它們對自身與中國的關係，都有著非常積極的期待。雖然歐盟當局曾批評中國與中歐及東歐國家的16＋1合作機制，擔心此機制可能導致歐盟會員國家對中國不能保持一致之共同立場，但此十六國仍為獲得中國的財政資源互相競爭。
對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而言，當時的兩國關係，似乎只會不斷提升。經過多年的努力，2015年立陶宛吸引了來自中國的投資。克萊佩達（Klaipėda）港務局、考納斯（Kaunas）自由經濟區及立陶宛鐵路公司（Lietuvos geležinkelių）與招商局集團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準備建立新的物流鏈，並在陸海上都進行克萊佩達港口之擴建工程。承東啟西、通往陸達海的克萊佩達海港，為全國最重要、最大的交通運輸樞紐。當時的總理薩烏留斯·思科威爾內裡表示，立陶宛完成此項目後，就不必擔心與拉脫維亞的競爭了。此份聲明也明確地提醒人們，在16＋1合作機制之下，會員國家爲了自身利益不斷地互相競爭，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隔閡，最終受惠者還是中方。
分而治之？
保持16＋1合作機制持續與活力的主要因素，不是金融資源，而是中方「分而治之」的策略。中國通過它慨慷承諾的基建投資作為籌碼，以維持中、東歐國家參與。此十六國嘗試以16＋1合作機制，作為對中及歐盟內部較佳的談判優勢。與中方的承諾相反, 此機制對急需翻新基礎設施、加强連結性的會員國家之經濟發展沒有多少正面影響。中方承諾太多，實現太少。譬如，中方同時公開宣布，他們將爲若干會員國家的首都提供合作機制，進一步擴大其成為樞紐的機會，承諾卻從未兌現。因此，16+1合作機制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矛盾的是，或許該機制的成效欠佳，反而起到催化團結CEE地區（中東歐地區）在歐盟框架內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與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成果，一直以來這些中東歐國家，都掙扎著，希望其在布魯塞爾的聲音受到重視。
來自里加、塔林，以及布魯塞爾對立陶宛的支持，不僅是崇高且必要的事情，對波羅的海和歐盟整體的未來也至關重要。立陶宛決定在台灣開設辦事處的決定，為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樹立了先例，這兩個鄰國皆面臨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類似威脅，必須緊急解決國內類似的弱點。挺身而出有助於使立陶宛、歐盟和台灣的關係更緊密。
於此同時，中方在疫情期間積極推行的公共外交計劃，包含所謂的「口罩外交」，起到警示作用，提醒著歐盟會員國，應對來自中國「威脅」最有效的方式不是互相競爭，而是互相合作。中國進入歐盟資本市場、科技市場及教育機構都不曾受約束，因此，中國在歐盟之內以自身的強勢地位，削弱民主制度。在這個危機時期，中國對歐洲的行動既放大了整個集團的裂痕，又被證明是發展一個更「地緣政治的歐洲」談判的催化劑。除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外，2020年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報機構首次對中方的惡意行爲提出了擔憂及關注。立陶宛情報機構也首次發出關於中國在立國增加間諜活動的警告，表示中國情報機構以「領英」平臺，作為與立陶宛公民聯絡的工具。
在歐盟層面上，對於來自中國與俄羅斯不實資訊、虛假新聞及網路戰爭威脅的認知度提高，促使歐盟當局採取具體措施。歐盟一份2020年6月發佈的高層級報告曝光，揭示中國與俄羅斯，都是冠狀病毒病疫情不實資訊的重要來源國：試圖破壞西方國家民主、加深歐盟內部分裂，並扭曲中國對大流行的反應認知。
17+1不再？
今日，中國與中歐及東歐國家合作機制（2019年希臘的加入，使得該合作機制升級為「17+1」）看似未來一片渺茫。2019年7月，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表示，中國在克萊佩達海港投資計劃對立國的國安構成威脅，對環境的影響甚巨。今年年初，立陶宛宣布將推出此機制，並加强與台灣的連結。宣佈離開17+1機制後，立陶宛政府向國議會提出了提案，建議修訂《文官制度法》及取消派遣貿易代表到台灣的限制。這表明，雖然中立關係儘管在幾年前達到巔峰，但兩國之間關係很快地跌入了谷底。
立國國會議員兼歐洲議會前議員拉伊瑪·璐琪雅·安芮琪娜表示，「展望未來，立陶宛將透過雙邊及歐盟與中國的合作機制，亦称「27+1機制」，持續發展自身與中國的關係。立陶宛開始轉向亞洲尋找新市場，南韓、新加坡及台灣都被視爲未來的夥伴。」北京當局不會輕易接受立陶宛宣佈退出此機制之決定。物理和數位基礎設施的連通性，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BRI）及其世界願景的核心，與現有的透明、基於規則的秩序持續競爭。鑑於中東歐對中國全球野心上的地緣戰略之重要性，確保該框架持續發展並具有韌性，預期仍將是北京的一個關鍵優先事項--但並非沒有挑戰。
與2016年里加高峰會相比，目前中立關係狀況有著巨大的改變。2021年3月,立陶宛為6個不派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而派遣較低層級官員代表出席17+1峰會的歐盟會員國之一。當月中國就新疆人權問題，報復性制裁歐盟官員，對象包括立國國會議員多維勒·薩卡利埃內（Dovilė Šakalienė）及三位立國外交官，其中包括立陶宛常駐歐盟代表團無任所大使奧絲拉·瑟瑪史琪娜（Aušra Semaškienė）。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也對立方國會外交委員會予以譴責，表示「這是一出由個別反華分子主導、蓄意污衊抹黑中國的反華鬧劇」。
這一切都說明，這是維爾紐斯與塔林和里加一起簽署的「三海港區合作倡議」的重要淡出。然而，這種變化對處於高度脆弱區域的立陶宛之地位有何影響？這對北京、布魯塞爾和台北又意味著什麼？
勇敢的維爾紐斯
經過多年的時間後，中國當局仍沒有兌現各項承諾，因此，立陶宛政府對中國採取堅決並有原則的立場。這對立陶宛在歐盟框架下的地位非常重要。立陶宛通過譴責不實資訊、反對中方分裂性策略，宣布將推出17+1合作機制，加强與民主台灣的連結的種種作法發聲，他們決定保衛及其利益與治理體系的基本價值，包含民主與透明性。事實上，波羅的海國家在歐盟東北邊境，承受住了來自中俄雙方的威脅，不僅是在捍衛自己的利益，也是在捍衛歐盟的利益。這個現象對歐盟的完整性與安全非常重要，歐盟當局應給予更多應有的重視。
有鑑於此, 歐盟必須意識到中國持有克萊佩達海港控股權對地緣戰略之重要性，並瞭解此收購可以給中國當局帶來不良政治影響力。如果歐盟角色在克萊佩達海港經濟及戰略規劃的過程中可以加重，並增加對實現「克萊佩達2030計劃」的增資，便可減輕中國在克萊佩達海港投資造成的風險，也能讓美方、北約軍隊進港。隨著歐盟持續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在不久的將來，維爾紐斯的大膽態度將有助於擴大其在塑造歐盟對中方政策的相關性和發言權。立陶宛可以在布魯塞爾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從天真、不切實際的政策，轉化更成熟、務實和有原則的政策。
立陶宛、台灣與歐盟越走越近？
來自里加、塔林，以及布魯塞爾對立陶宛的支持，不僅是崇高且必要，對波羅的海和歐盟整體的未來也至關重要。立陶宛決定在台灣開設辦事處的決定，為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樹立了先例，這兩個鄰國皆面臨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相似的威脅，必須緊急解決國內類似的弱點。挺身而出有助於使立陶宛、歐盟和台灣的關係更緊密。如果立陶宛能夠得到歐盟會員國的廣泛支持，其地理位置，會獲得更重大戰略意義，並向未開設代表處的12個歐盟會員國、建立一個很好的榜樣。這種轉變表明，立陶宛政府希望塑造自己在處於充滿地緣政治挑戰區域之未来。立陶宛持續依靠美方的安全保障，並希望更有能力處理來自於充滿侵略性的俄羅斯與强硬中國的威脅。在與中國當局對話的過程中，來自於其他歐盟會員國的支持，可以讓立陶宛的聲音受到重視，並讓歐盟對中國保持一致之共同立場。這超越了中立兩國關係，而是中歐關係及台歐關係的延伸。
隨著歐盟當局對中國采取更現實主義的態度，其也有一個深化與台灣關係的戰略機會。雖然台灣被歐盟視爲理念相近夥伴，但對中國當局而言，在中歐關係的框架内，台灣問題仍是極為敏感的議題。然而，狀況似乎正在改變，在全球公衛危機之下，繁榮發展的台灣，被視為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和技術先進的經濟體，而不僅只通過歐盟-中國的視角來看待它。由瑞典保守派的歐洲議會議員查理·魏莫斯（Charlie Weimers）提出的台灣國家分析報告，目前由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制訂中；這份報告是第一次單獨提出的台灣報告（編按：過往台灣事務會被歸納於「中國國家分析報告」中)，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表示，希望藉由此報告，推動更加密切的台歐關係。歐洲議會議員很明確地表示，歐盟不是中國的「出氣筒。」除此之外，目前正受到北京當局的制裁的德國綠黨議員、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的萊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也提出其倡議，希冀歐盟找出變通辦法，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台灣政府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也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 並有與世界各國貿易的權利。因此，部分歐洲議員認爲，歐洲委員會應該儘快實施台歐雙邊投資協定（BIA）的影響評估。與此同時，台灣的外交孤立可能持續；台立兩方應該促進克萊佩達及台灣第一大港口城市-高雄之間的姐妹市的合作連結。在姐妹城市的框架内，兩個港口城市可以更有意義地合作，避開台灣外交孤立的問題，讓台立關係更緊密。
城市外交是一非常有價值的工具，可協助在技術使用、隱私保護與透明度之間，取得平衡的智能解決方案。克萊佩達作為2021年的歐洲青年之都（European Youth Capital），是一獨特機會，可作為平台與台灣青年建立聯繫，鼓勵雙方年輕一代本著合作、團結和共享民主價值觀的精神，積極塑造他們的未來。台灣已經證明，在緊急公衛狀況下，只要採取正確的政策，亦能在經濟和政治上蓬勃發展。立陶宛已經表明，有原則的外交政策是可行的。立陶宛與台灣合作，更上一層樓的時機，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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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馮儒莎博士(Zsuzsa Anna Ferenczy, PhD)現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學者，同時也是無國界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中國與兩韓人權諮詢顧問；她曾在2008年至2020年的期間，於歐洲議會擔任政治事務顧問。馮儒莎博士目前也是台灣世代智庫的高級研究員，並兼任9DASHLINE的夥伴網主任。其著作有「歐洲、中國與規範性力的局限」(“Europe,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Normative Power”;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